作者简介：白玉基，男，土族，教育工作者，青海本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在土族族源研究、《西游记》故事原型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找寻《山海经》中表述的昆仑山等学术课题中均有建树，并出版独立学术专著——《土族溯源和西游记考》，现为中国土族研究会旗下杂志《中国土族》编委，青海省奇石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西游记》探秘（二十九）——“性灵”之根源
“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这幅对子是《西游记》第一回的标题，若将里面的词汇“灵根”和“心性”所表达的意思组合起来就是——性灵。笔者窃以为这是《西游记》作者最为直接的、对《西游记》主旨的明示；也表示即将要带领广大读者向神秘的理想王国进发之宣告！用民间俗语表达的话，意思就是：“读者们请注意！下面我要说出真心话啦！”
什么是“性灵”？性灵指人的精神、性情和情感。若在明代文学作品中出现“性灵”二字，我们自然能联想到词汇“性灵说”！“性灵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诗歌评论中的一种艺术创作主张。以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为标志，在晚明诗歌、散文领域，掀起了以反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模拟风气为内容，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追求个性风格面目的文学革新思潮。
莫非《西游记》作者是要用他的鸿篇巨制来践行袁宏道的“性灵”主张不成？从小说《西游记》的整体内容来看，几十万言字符真真切切地表达了明代士人的真情实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应有的担当和风骨；说《西游记》是一部反映作者个人或能代表一段时期社会脊梁的文学团体、他们一贯持有的崇高理想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复杂矛盾的文学作品并不为过。对任何小说作品而言，作者（或一个团体）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肯定会是永恒的主题，明朝中晚期具有忧国忧民情怀、堪当家国脊梁的文士们所持有的理想与当朝皇权之间的矛盾就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旨！
自“世本”《西游记》诞生以来，她完美而离奇、瑰丽却又神秘的品格除了给广大读者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铭记之外，也造成了种种疑惑和悬念，长期以来只有苦苦求索而终究不得其解。当然也确实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评论文章和读书心得。
近年来的西游评论中能给笔者留下深深印记的倒是《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李安纲先生的巨幅论文。李安纲先生认为《西游记》其实是在写人体的奥秘：孙悟空是心；猪八戒是肾；沙和尚是脾。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巧妙构思；是将道家的天体宇宙结构纳入人体之中。接着李安纲先生用“五行”对其中的各种事物及故事桥段进行归类，认为如果读懂了这部从道家全真道的《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演绎而来的《西游记》，就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了呢！笔者对李安纲先生的论点不敢苟同的原因只能怪对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八卦”等不甚了解所致吧，但愿有朝一日笔者也尝试着从“生物解剖理论”、“天体物理结构”等角度“剖析”出《西游记》主旨后，再去跟他沟通。
最近笔者有幸听了一节南开大学文学院陈洪教授的课，课中讲到关于《西游记》的成书与多层阐释空间等内容。陈洪教授讲的很客观，笔者从中收获来的并不是他的讲课内容，而是领悟到了这些年来人们对《西游记》的偏见和不理解的原因竟然是解读《西游记》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没有置身于《西游记》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下，也没有分析《西游记》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三观”和态度所致。
陈洪教授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奇书，奇在把宗教游戏化了，很好玩。说《西游记》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不正经吧，但他又在书中一本正经地在讲宗教，铁了心地要去取经！说他是“证道”吧？他又要去取佛经；说他是佛的信徒吧？他又敢开观音菩萨的玩笑！
总而言之，陈洪教授认为《西游记》作者就是不肯按常规出牌、不肯按读者所想、所思之套路讲故事，因此此书奇极怪极、扑朔迷离。
笔者弱弱地反驳一下前辈们研究《西游记》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假设西游作者是全真教徒，他就不能在其作品中言佛吗？假如西游作者是信佛的，他就不能在他的作品中证道吗？假如他是儒生，他就不能评判某某皇帝是昏君吗？退一步说，作为读者怎能强求西游作者将他的小说写成迎合三教九流某派某门的、用来修持“大道”的、极其严肃的教科书呢？
百回世本《西游记》诞生在明代，但有很多学者坚持认为《西游记》是从唐代起，日积月累的群众集体创作文学作品。在这里很明显混淆了一个概念，“唐僧取经”事件发生在唐贞观年间，其后人们逐渐将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演绎，转化为《唐三藏取经诗话》。自宋代到明朝中后期活跃在舞台杂剧中的《西游记》与百回本《西游记》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只能算作后者的极简单的、基本的素材。再说了，国人有几人读到过明朝中期之前的宋代、元代、明朝初期所谓的百回本《西游记》的母本？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时段、刊印出书期限至今还是个谜。世本百回本《西游记》，从其结构到思路很明显是一整套完备的文学作品，看不到丝毫拼凑的痕迹。至少，笔者认为是一人所为。
一般情况下，匿名的文学作品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流露作者特定时期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找到并充分理解一部小说作者的生平事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主旨。古典四大名著之所以能搅动后世读者们的灵魂而经久不息，一定程度上与其作者的信息不透明有很大关系；对《西游记》主旨，评论家们长期以来给不出确切完整的结论，这也与作者身世不明有关。百年前确立的作者吴承恩说，因难以解决实质问题而遭到今人的怀疑。
笔者大半生与“理科”打交道，对“文科”理论的接触算是刚刚开始，因此对《西游记》的研究不受各类“门派”观念的限制和羁绊，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了胆量步子也迈得开些。理科人有理科的思维方式，刨根问底、寻根溯源、坚韧不拔是长期演练求真、求实而得到的基本功。通过对《西游记》中出现的各类神秘数字的破译，认定《西游记》主角孙悟空的原型是土族先民领袖吐谷浑，很多情节是土族先民民俗民风的映射和真实写照，据此认定《西游记》作者有与土族先民共同生活之经历，由此查询有关地方志资料，发现《西宁卫志》编纂者——龙膺，具备极大可能性。
若假定龙膺是百回本《西游记》真正作者，《西游记》近乎所有秘密就此昭然若揭。
下面就从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大家——龙膺的社会背景、创作动机、作品主旨等作简要概括。
一、缘起
任何文学作品在写作之始必有创作动机，百回本《西游记》也不例外。
但迄今为止，小说《西游记》的创作动机不明，无数明清小说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西游记》是神魔小说，有了这个定义，所有的《西游记》研究者，为了理解其主旨，对《西游记》进行了必要的“解剖”，然后摒弃“神魔”成分，待到要将解剖后有用的“零部件”重新组装，发觉已经是“四不像”了。
如果把《西游记》拟人化：笔者认为其骨架是历史；皮肉则是神魔故事；灵魂就是《西游记》要表现的主旨。观察一个人，看到的是外表，解刨后能看到骨骼及内脏，但想要看到灵魂？就得长期观察、听他说话、看他做事……还要看这个“怪物”是谁生出来的？有了前面的假设，《西游记》创作权的拥有者该是龙膺。
龙膺其人：他是晚明时期湖广地区著名的文学家、朝廷官员，一生博学多闻，学问淹贯，李维帧称其：“师承自正，行敏而好学，博闻强记，自经史子集四部，与夫稗官小说，古今载籍，汗牛充栋，经生穷年毕世所不尽睹，而一览辄成诵，无不淹洽。唐宋讫于胜国，文章诸体，无不备具”。
龙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一生的科举仕途经历，基本上同万历皇帝在位时间相始终。万历七年（），龙膺中己卯科举人，八年庚辰（）进士及第。初任徽州府推官，六年后的万历十四年（），因得罪权贵首次被罢官。两年后被授温州府学教授，不久迁国子博士。次年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巡抚，据城反叛。总兵李如松、总督魏学曾搬调绥延兵乘虚捣巢，将其击退。然而魏学曾被人诬陷，逮至京城削职问罪。九月，哱拜叛乱平定，龙膺上《乞释逮臣疏》，替魏学曾辩护，认为他有功无罪。疏上，诏复魏学曾原官。不久，龙膺转官礼部祠祭司主事，旋即再次遭贬，被谪浙江盐运判官。他在《胜果园记》中说：“壬辰（）转官祠部，同舍狂且嫉之，谪盐官于越。”可见，他的被谪，与其越位言事、犯颜直谏有关，京城已无其立足之地。
龙膺于万历二十年离开京城后，并没有马上往浙江赴任，而是同罗高君一路游太和，浮襄汉，返回了家乡武陵，奉欢双亲膝下。“逾岁为甲申（万历二十二年），复奉二人命之越，日了公事”。于万历二十二年赴盐官任。任上龙膺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入越中，诸文士率操艇相过，欲一切谢不能，遂假行部，匿之云间，独与永嘉何无咎、桐汭王孝孺俱，而云间文士，亦不乏袁履善先生、冯陆二孝廉、门人宋彦，得时时坐功德母庵中谈艺。乃持斋诵佛，无咎手写《金刚》、《维摩》诸经，祈二人眉寿，日以为课。宋彦又贻儿以乌思藏金相，如来七宝庄严，光明具足，黄白仲山人则贻以沉香立相大士。”
在任上与当地的诸多文人往来频繁。当时龙膺已有较高的文坛名望，他有感于汪道昆、王世贞等前辈对自己的提携之恩，所以他对于后进也是汲汲奖掖，如对于何无咎，他就相当器重，曾为之行冠礼，《列朝诗集小传》：白，字无咎，永嘉人。幼时为郡小史，龙君御为郡司里，异其才，为加冠，集诸名士赋诗以醮之，为延誉于海内，遂有盛名。
万历二十二年底，龙膺再次遭贬，移官于古湟中（今青海西宁市），《沅湘耆旧集》、《明诗综》和《明诗纪事》皆言此次是任巩昌通判。“岁乙未（万历二十三年），余自祠部谪居湟”。并于这年春同谢少连赴湟塞之谪。出发时，龙膺作《立春日五鼓东发平戎趋湟陿》记此事，于这年四月到任。关于这次被贬的原因，龙膺说是“一念忠义奋发”、“以言语文字忤时”。显然，与先前被贬的原因相似。可见龙膺敢言耿直的性格并未因仕途受挫而变得圆滑。
龙膺对文学抒写“性灵”的阐释与宣扬，比其他诸家用力更勤，揭示更为全面表述更为清晰，可以充分说明他在“性灵说”由模糊走向明朗的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如他在《观来石金莲社序》中说：“孔颖达有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远师诗义。乃知远公禅定宗也，而亦未尝废诗。诗述性灵，可以证道。柴桑居士工诗而嗜饮，然负出世之资，脱然于笔砚尊罍之表。观其与也，而笋琴兮不弦，凡圣同居，染净双泯，得大自在三味，故远公宁破禁延之，每握手深言，至越虎溪而笑。乃若灵运客儿擅文章之美，为江左涉水蹑屐纵如，非不有物外想，独其褊心豪举，时露英雄相，未悟本来去。
现今《龙膺集》中文集二十七卷，共四百三十余篇，占了他作品的大部分，体裁多种多样，包括：疏、序、碑、记、传、颂、铭、赞、墓志铭、行状、祭文、告文、募疏、跋、公牍、尺牍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尺牍，最能反映他各个时期的行迹和思想状态，而艺术价值最高的无疑是游记小品，这一类作品大多是作家置身于自然美景中时的体验和感悟，最能体现他“吟写性灵，不傍蹊径”，“从性灵中出，不着色相，不剿陈言，不逐晚近人口吻”的文学思想。
从内容上来看，龙膺的散文重点反映他对国计民生的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lingshuihua.com/lshpf/1050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