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崇正秋拍拍品lot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嵌宝石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框架内铭款：大清乾隆御制安佑宫二
钟碗铸款：张兴记
机芯镌款：RoltPhilpLondon
尺寸：38.5×31.5×94.5cm
重量：37.2kg
与此相类的座钟有一件来自美国帕特丽夏·克鲁吉（PatriciaKluge）旧藏，曾经陈设在亚伯马尔豪邸（AlbemarleHouse）客厅中最显眼的位置。当年成交价78,,元。而本品最令钟表收藏界瞩目的，是框架内部隐藏了一道镌刻了“大清乾隆御制安佑宫二”的楷书款识，说明了此钟曾经为清代宫廷收藏，陈设在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安佑宫之内。机芯上刻有英文款“RoltPhilpLondon”，机芯左上角的钟碗上则铸有“张兴记”的铺号款识。
款识“大清乾隆御制安佑宫二”
这在传世的精品自鸣钟珍品中非常罕见，为论证乾隆时代同类精品自鸣钟及其来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文字证据。为更全面地解读此钟的款识及背后的历史意义，本文将中西钟表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国钟表制作的演进以及此件钟表的特点等略作钩沉，从宏大历史背景中来体现这座传世珍品的文物价值。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安佑宫
这座带有融合中西风格的自鸣钟，是十八世纪典型广州钟表。广州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中国最早接触钟表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钟表制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明代至清代早期，苏钟的制作一度在国内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而广州的钟表业因应地域优势而逐渐发展出自己特色。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称：“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浮，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傲二人，随李乘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浮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铀子八十领，合先呈验。”这位原籍福建，住在广州的钟表匠潘淳就是早期“广钟”的生产者之一，他还带徒弟二人，可见，潘淳所经营应是康熙时代很典型的钟表作坊。“法蓝时辰表”正是“广钟”之特色，本品在制作上便多出使用了珐琅工艺，色彩艳丽，制作精细。如本品大吉葫芦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绶带，以及钟盘都是用了透明珐琅工艺。
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热衷需求，广州这扇重要对外贸易窗口起到输入西洋钟表仪器的集散地，在广州口岸获得的西洋物品如钟表、仪器不断经过粤海关贡入内廷。清代档案对此记载颇多，如福建巡抚常赉、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等都经常向皇帝进献钟表。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原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将家中现存预备呈进的自鸣钟等项共件，恭进给乾隆，被全部留用，其中钟表就多达32件。像这样进贡的钟表，乾隆时期几乎每年都有许多批，数量十分惊人。如乾隆四十九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就达件。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到乾隆时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成为我国生产自鸣钟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广钟一直是广东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之一。
机芯
十八世纪，广州的钟表业在蓬勃发展，工匠们已逐渐经熟练掌握西洋钟表技术。乾隆年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广州成为宫廷御用钟表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成为内销的一大生产地。此时，广州的自鸣钟行业也日趋繁荣。据乾隆二十四年《广州府志》新增的一条记载：“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
此外，从《活计档》中也能找到不少乾隆年间广东钟表匠人进京服役的史料。他们由广东督抚挑选做钟能手进京,技艺高者还可带家眷。一般广匠每月钱粮四、五两。个别广匠进京还能给到安家银八、九十两。由于和宫廷的频繁互动，广州钟表行业发展极为迅速，到了乾隆后期已经足以令西洋人赞叹。乾隆五十九年，随马戛尔尼使团的斯当东曾赞叹“广州工人模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年，查尔斯·麦格尼克从中国写给在英国从事钟表行业的父亲的信中说：“在广州出售他制作的时钟,遇到了中国时钟竞争的困难。”
另外，从现藏于美国麻萨诸塞州PeabodyEssex博物院的一幅乾隆中国外销画中（另一品见广东崇正年春拍，编号），可以了解到十八世纪广州钟表店铺销售、维修和制作的景象。画面中店员在向顾客介绍怀表，背后柜子中间悬挂着各种带着链子的怀表，左右两边摆放着尖顶的木楼座钟，右边墙上则挂着各种式样的挂钟，而柜台前的店员则正在修复或制作钟表。这些资料都证明乾隆时期广东自鸣钟表业的发达。
广东崇正春拍拍品清中期广州钟表店水彩画
纸本34×26cm
广州钟表因应宫廷的审美趣味而善于方志西洋钟表，除了大量使用透明珐琅工艺，在其作品的机芯上仿刻西洋字母或錾刻洋式花纹，在外表的某些局部采用西洋装饰造型等等，都是广州钟表的特色。如本品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其中机芯上不太工整的英文款“RoltPhilpLondon”，即是广州钟表匠人模仿西洋钟表的手法之一。
钟芯款识：“RoltPhilpLondon”
钟碗款识“张兴记”
最为难得的是本品机芯上铸印的款识“张兴记”，则是广钟上较为罕见的落款。这一方面证明了机芯的制造并非来自西洋，而且似乎也暗示了乾隆年间广州钟表行业在零配件制造上存在更为复杂的分工。钟碗上的款识说明这个张兴记专责制作钟碗，而钟表其他配件可能也是由不同的铺号专门生产，并不是一家钟表店自行生产安装完成。
当年特丽夏·克鲁吉旧藏的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出现在国人面前，其精美绝伦的工艺就引起过热烈的讨论。由于缺乏文字资料，人们只能根据造型和装饰手法，以及和故宫旧藏的自鸣钟进行类型对比分析，来判断该钟可能出自宫廷。因为这座广钟无论是工艺的精美程度还是装饰的不计成本，都和故宫旧藏的自鸣钟有亲属关系，尤其是葫芦中间的绶带形态与乾隆收藏的作品十分相似。
由于广州钟表大多是为皇宫生产的进贡品，从创意到设计都必须新颖、奇特，又要符合帝王们的心理，故而在制作时可谓精益求精，件件都是难得的精品。从清宫现存的广钟藏品来看，广州钟表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其整体外型多为房屋、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或者做成葫芦、盆、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以象征“天下太平”。内部机械结构也相当复杂，除了通常欧洲钟表所具备的走时、报时、奏乐系统外，还有各种变幻多样的玩意装置。这些玩意或者以文字对联形式表达祝愿，由人持握展开，如“福寿齐天”、“万寿无疆”、“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或者以特定的景物搭配，使其具有吉祥祝福的意义。如以三羊寓意“三阳开泰”，以灵芝、仙鹤、鹿、佛手寓意“福禄长寿”等，这些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广州钟表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
这种珐琅又称广珐琅，是广州工匠在西洋透明珐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元素发展起来的，其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珐琅上的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很有规律，是其它地方的钟表所不具备的。这些特点在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而此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
如今，藉住本品内部“大清乾隆御制安佑宫二”楷书铭文，则有了更为确切的证据说明本品出自宫廷。首先是这类楷书字体，我们可以在故宫旧藏中乾隆年间制作的自鸣钟、铜质天文仪器和铜胎珐琅上看到类似的铭文，使用的楷书字体也似出自一人之手。根据《雍正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四月“十二日，郎中保德奉旨嗣后凡所做之对象，有可以刻得年号者，即刻年号款。”于是自雍正朝以降，宫中器物的刻款更为多见。而从中也可获知，这些刻有年号款识的器物，应该都是来自内务府造办处制造或订做。由此可知，这件自鸣钟并不仅是外形上接近宫廷式样，而是应属当年宫廷向粤海关在广州直接订制的产品，专门用来为皇家园林陈设使用。
安佑宫是圆明园内形制级别最高的建筑，偏处圆明园一隅，但规制备极，因为这座建筑是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康熙、雍正两位先祖，供奉御容的家庙。根据乾隆《御制安佑宫碑文》可知安佑宫“鸠工于乾隆庚申，而蒇事于癸亥”，可知安佑宫落成于乾隆八年。根据《穿戴档》提及安佑宫的活动，乾隆每月朔望都会去宫内拜佛，而从《内务府奏销档》一则关于燃料的规定，从中可知每月朔望安佑宫有喇嘛念经。可知宫内虽属家庙，但乾隆平日也用来举行佛事。乾隆时期，钟表数量骤增，宫中及园囿钟表的陈设非常普遍。
根据乾隆二十一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处陈设的钟表数量分别为：紫禁城内各宫殿四十二件、西苑瀛台等处九件、北海永安寺内三件、景山一件、雍和宫内三件、圆明园内各处九十件件、长春园内各处四十九件、清漪园内各处二十一件、静明园内各处六件、静宜园内各处二十七件、盘山行宫内三件、热河避暑山庄内各处十八。其中圆明园是陈设钟表最多的园囿。而且重点宫殿内钟表陈设密度加大，一间房子陈设多件钟表是很平常的，如：“养心殿陈设钟八架、重华宫陈设钟八架”。据清宫《陈设档》记载，仅宁寿宫东暖阁内狭窄的空间内陈设的钟表就有16件之多。而考察宫廷中的陈设档案，可以发现乾隆时期的钟表在陈设时绝大部分都是成对摆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品款识安佑宫后会有个“二”，即说明本品当时只是一对中的其中一件。
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出现的自鸣钟
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不会想到的是，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形式，会在遥远的中国为钟表匠人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设计灵感。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借鉴了欧洲精良的钟表工艺，华丽绝伦的外观融合浓郁的西洋风格和东方的吉祥寓意，并呈现出惊人的和谐统一。
《圆明园西洋铜版画·线法山正面图》
建筑屋檐上的凤首可与本品铜鎏金装饰互相对比
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珐琅镶嵌工艺，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制作精细。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又镶嵌料石，表盘正中更嵌以饱满圆形浓绿翡翠，更具东方神韵。
《圆明园西洋铜版画·花园正面图五》
门楼上的菠萝花可与本品互相参照
镶嵌鲜艳对比的彩色宝石和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更是深得巴洛克艺术综合设计、奢华装饰之精髓，通过跳跃的色彩与图案式的符号突出精雕细琢的豪华观感，从而营造出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夸张与精致。
洋钟作为乾隆帝的顶级玩具，钟表匠师为钟表表平添出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当时皇室贵胄的猎奇心理，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成为高级别钟表的又一大特色。在乾隆皇帝的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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